东瀛物语-谷崎润一郎：恋母情结、消极依赖，带你认识日本国民性
知名评论家止庵曾将谷崎润一郎与三岛由纪夫、太宰治并列为日本20世纪的三大文豪。然而，不同于三岛由纪夫思想上的雄浑与凌空虚蹈，也不同于太宰治对个人经历“自我戏剧化”（三岛由纪夫语）的倾向，创作颇丰的谷崎似乎更注重在现实之中昭示传统，也因此较为全面地提供了透视日本国民性的异彩纷呈的横断面。当然，所谓“国民性”，或许也不过是一种幻象，实质是在长期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相对恒定的集体潜意识，它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要素的变异而发生迁移。但就像本尼迪克特所观察到的，尽管日本在近代进行了西方化改革，它仍然是一个贵族制的社会，几个世纪以来深入人心的国民性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即使在当代的私人场合，以性别、辈分及长子继承权为基础的等级制度还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基于上述缘由，对日本国民性的分析才有了其理据。
谷崎润一郎和妻子千代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唯美派大师。1908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三年级时因为拖欠学费而退学，随后与剧作家小山内薰、诗人岛崎藤村创办《新思潮》杂志，从而开始其创作生涯，曾经七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川端康成评价他说：“从明治至今的文学兴隆之中，谷崎是最豪华、最成熟的一大朵，百花之王牡丹花。”
在多数读者眼里，谷崎的小说往往富于官能刺激，具有奇特而自虐的审美风格，而现实当中，他也的确过着放浪形骸、荒诞不经的生活，他曾坦诚“自己生来便有着病态的性欲”，“为了充实自己的快乐而和女人谈恋爱”。由于第一任妻子千代不符合他理想中的“娼妇型”形象，谷崎转而与小姨子同居，并撮合千代和好朋友、诗人佐藤春夫结合，但谷崎的求婚最终不被小姨子接受。第二段婚姻，则是因为时年52岁的他爱上了自己的私人秘书、25岁的古川丁未子，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恋上了根津清太郎的夫人松子，当时松子夫妇的感情也已濒临破裂。新妻丁未子也颇为洒脱，愿意成全谷崎的艺术而退出。松子与谷崎结婚后，一直陪伴他度过了晚年。
恋母情结及消极依赖
对母亲的恋慕甚至崇拜，是谷崎小说中的一大主题。如创作于晚年时期的《梦之浮桥》， 主人公乙训纠从小就养成了吮吸母亲乳房的习惯：“奶水涓涓地涌出。她的胸脯带着头发和奶水的混合香气，贴在我的脸上。尽管光线很暗，我仍能模糊地看到她那雪白的乳房。”在亲生母亲去世后，他又将这一癖好转向了继母：“我躺下，将脸埋在她的怀里，贪婪地吮吸涌出的奶水，我不自觉地以一种娇滴滴的孩子气的声音喃喃地叫着‘妈妈’ ”。
据当代欧洲著名文化学者伊恩·布鲁玛分析，日本古代神话特别是伊邪纳岐兄妹和天照大神姐弟的传说，是日本国民恋母情结产生的根源。如伊邪那美难产而死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具有自我奉献精神的母亲的原始崇拜；而天照大神忍受弟弟风神须佐之男种种残暴邪恶的行径，甚至替他开脱、宽容他，也使人感到那更像是母亲为孩子所做出的牺牲。“在某种意义上，无理取闹的孩子和日本神话中以搅扰人类来泄愤的神非常相似，他们都需要某种抚慰者使其平静、安定下来。事实上，民间信仰认为孩子是神的赐物，或者就是需被照看的神本身。”
除此之外，在传统社会里，日本的家庭教育几乎全部由女人控制，母亲既是被崇拜的奉献者，也是权威的象征。母亲与孩子昼夜须臾不离，孩子常常被包裹着紧紧绑在母亲背后，与母亲一起睡觉，这些抚养方法也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孩子消极的依赖性。乃至长大后，在成人的生活里，在公司或任何其他团体，也是后辈依赖前辈，女人依赖男人，男人依赖母亲，有时候也依赖妻子；同样的，日本政府也一样依赖比它强的国家。但是，娇生惯养的小上帝们，一贯生活在以他们为中心的世界，不知他人的感受为何物，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就被骤然推入社会，强制服从于严格的、限制重重的正常规则，这种教育的不连续性让多数心灵还未断乳的年轻人难以适应。太宰治的名篇《维荣的妻子》，集中展现了一个不敢自我负责、将个人生活的失意推卸和归咎于社会失范的“公子哥”形象。布鲁玛注意到，在许多日本人身上，阿谀逢迎般的遵从和无情无义的自私自利会难以预料地、轻易地交替出现。
《痴人之爱》是谷崎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女主人公的原型即其小姨子），讲述了28岁的河合收养了15岁的少女娜奥密，想把她培养成自己梦想中的完美女性，最终反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故事。使人印象深刻的，不是河合对于娜奥密的爱，而是对于作为强权政治中枢的西方的近乎膜拜的消极依赖。“我尽管是一个土气十足的俗人，却喜欢追求时髦，一切事情都模仿西方。如果我有足够的钱财可以随心所欲挥霍，也许我会到西方国家生活，娶洋女人为妻，但是因为经济不允许，只好娶长得洋气的日本女人娜奥密做妻子。”“话虽然这么说，能够与白种女人接触，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喜悦——不，不仅喜悦，更是一种光荣。”不难想象，让他和教舞蹈的俄罗斯女人舒列姆斯卡娅紧贴身体练习，是何等的荣耀！即使她身上有股狐臭和香水混合的略带酸味的难闻气息，他也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诱惑力，令我遐想大洋彼岸未曾见识的遥远国度，以及世间罕见的美妙绚丽的异国花园。”他贪婪地闻着，陶醉于这令人恍惚的香气：“啊，这就是夫人的玉体散发的香气啊。”在娜奥密出轨多个好友乃至与洋人厮混之后，河合虽然盛怒之下也果断地将其赶出家门，可是，一旦娜奥密化妆成西洋女人的样子，怪模怪样地回来取行李，他就立刻如痴如醉，觉得她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邋遢龌龊、尖酸刻薄、虚荣浮夸的荡妇，而完全是高贵且令人崇拜的偶像了。正如《菊与刀》所说，在过去的十来年里，日本自认为正在接近国际势力金字塔的顶端，而现在西方国家却取代了他们理想中的位置。正是因为对权威的依赖和认同才使日本人甘心接受这一现状。
源于神道文化的性放纵与怪诞的审美意识
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书中，布鲁玛深入分析了神道文化对日本性开放潜移默化的作用：一方面，神道是许多神话和仪式的总和，不属于宗教信仰，因而也不受教条主义和禁欲观念的束缚，相反，古代的日本神话往往还视女性的身体为脏污的根源，并试图通过神道中的净化仪式来释放恐惧，例如，将沐浴作为一种宗教活动，或是在“祭”节上用猥亵、暴烈的形式发泄内心的压抑，由是反而对性的放纵推波助澜；另一方面，日本的神与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并不因性行为本身感到愧疚。性是大自然的核心组成部分，不存在过失的问题。伊邪那美和伊邪纳岐一旦受了鹡鸰的启发便不能自制了，像这对兄妹神这样尽情享受性欢乐的，在日本众神中无独有偶，如大国主命在他平定的世界中情人无数。可以说，相对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和中国的儒家文化，在性道德方面，日本是个比较原始而淳朴的社会。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江户时代以后，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等级制度的权威，混乱、享乐的民间文化受到德川政权的疯狂打压，对君主的忠诚和对女性的贬抑成为社会的主流。在社会专制主义的氛围下，人们不得不按集体的而非真心顺从的准则去行动，个人独立行动变得困难重重。日文中有一句谚语，叫“出る杭は打たれる”（突出的木桩子会被敲打），意谓优秀的人容易招来嫉妒或憎恨，因此必须与集体保持高度一致，根据集体的共同准则去工作和生活。可即便如此，政府权力和世俗文化的冲突仍然难以消弭，甚至来自官方的压力越大，民间神道文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审美意识就越怪诞。同时，政府也逐渐意识到，鼓励人们在幻想中释放他们暴烈的冲动，而在真实生活中对它们加以压制，是一种维持秩序的有效办法。虽然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开始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但时至今日，许多学者依然坚信日本的现代化只是一种表象，国民的思想意识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譬如，你在日本还能看到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景象：报纸上公然印着被绳索捆绑的裸体女人的照片；电视上时常出现施虐和受虐的图像；地铁里的人们毫无顾忌地翻阅色情杂志……
作为典型“江户儿”的谷崎，本身即是怪诞美学的集大成者，他孜孜于追求强烈的刺激、自虐的快感和无任何限制的审美。《春琴抄》的女主人公春琴是个性情孤僻乖戾的女盲琴师，佐助是她的仆人也是学徒。春琴对佐助非常严苛，经常体罚，但佐助却对她忠心耿耿、言听计从。在春琴不幸毁容之后，佐助为了留住她在自己记忆中的美好印象，竟然主动刺瞎双眼。在《各有所好》里，妻子美佐子的老父亲与小他三十多岁的女仆兼妻子久子共同生活；对妻子失去性欲的斯波要，甚至怂恿美佐子出去找情人。但悖德的另一面，则是对尊卑等级制度和社会专制主义的屈服，如佐助将春琴对自己的刻意刁难视为无上的恩宠，而斯波要则认为“至少当着父亲的面，女人要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听从丈夫的安排，像一对和谐相处的夫妇一样”。
《春琴抄》郑民钦译
归根结底，日本至今仍是一个集体主义国家。生活于其中的人，受着等级制度、社会职责、义务和恩惠等种种社会准则的严格制约，而这些社会准则又包括了无穷无尽的微妙的差别。正是由于这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精神压力，自我孤立每每成了个人与社会保持距离的必要手段。据网易新闻《看客》报道，日本有100万的“蛰居族”选择从拥挤的社会生活中悄然撤出，终日闭门不出，不上学，不工作，没有固定收入，也没有亲密关系。按照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15到39岁之间的蛰居人数达到54.1万人。正如村上隆在谈到《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时说的那样：“很多人想活得我行我素，选择非正统的工作，或者不按社会规则行事。”哪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仍然是某种铁律般的生存法则。然而，更多的人仍然宁愿选择一种逃避却有用的生活方式。而那些厌世者或者丧失选择权的人，则索性选择了自杀。虽然日本政府也花了非常大的精力试图降低自杀的人数，但每年平均3万人的自杀人数仍然令人触目惊心。
从长远来说，虽然日本历来的教育不乏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但是政府出于改造的目的，往往将对统治阶级的“忠诚”变得专断而绝对；而现代日本固然也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熏染，但毕竟与基督教的信仰格格不入。在缺少严厉而普遍的道德原则约束下，过度强调对社会关系的顺从，也许正是日本国民性的症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