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忍堂堂主张公艺：敦睦九世百忍流芳

百忍堂堂主张公艺：敦睦九世百忍流芳

中华民族历来就重视家庭。“国”和“家”紧密相连，治国应从治家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古人告知我们的智慧……

现在，让我们走近那些充满温情又严厉苛刻的中国传统家规。博观约取、吐故纳新，延续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家国”文化，涵养新时代的良好家风。

张公艺画像

张公艺（577—676年），本名艺，字千禄，后世尊称为张公艺，唐代郓州寿张古贤村（今河南省台前县孙口镇桥北张村）人。自幼聪慧，有成德之望，博通经史，睿识超人，以忍修身，礼让齐家。在他的主持下，张氏家族出现了“九世聚族同居，眷属九百口，住房四百区，依然合产共爨（cuàn，即灶），每旦鸣鼓会食，群座广堂，髫髦未冠，列入别席，内外礼让，上下仁和”的罕见局面，展现了朴素和谐的家庭风貌。

他的“百忍”治家思想和“百忍歌”，千百年来史书昭彰，为世人所推崇，历代传颂。

张公艺家风家训

唐麟德二年（665年），唐高宗去泰山封禅。车驾过台前县，闻张氏九世同居，累朝都有旌表，因而也慕名过访。唐高宗问张公艺：“张何能九世同居？”公艺答：“老夫自幼接受家训，慈爱宽仁，无殊能，仅诚意待人，一‘忍’字而已。”遂请纸笔，书百“忍”字以进。高宗连连称善，亲书“百忍义门”予以旌表，并赠绢百端，以彰其事。张氏一族便以“百忍”列为家训族戒。后来，张氏族人又将张公艺的言行整理成《张公百忍全书》，书中的《百忍歌》不仅成为“百忍堂”张姓祖训，在其他各姓中也广为流传。

张公艺提倡的“百忍”，蕴含了“忍、孝”治家，“仁、和”睦邻等积极思想。在治家上提出“父子不忍失慈孝，兄弟不忍失爱敬”；在修身上提出“忍得淡泊可养神，忍得饥寒可立品”；在忠孝上提出“为人子者学温良，温良恭俭才久长”；在仁义上提出“良朋守信真君子，取财以义终为利”。这些家训成为“百忍堂”张氏家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敦睦九世百忍流芳

550年，北齐文宣帝高洋派东安王高永乐“诣宅旌表”，赐匾“雍睦海宗”；588年，隋文帝杨坚遣大使梁子恭“慰抚其门”，赐匾“孝友可师”；635年，唐太宗李世民旌表“义和广堂”；665年，唐高宗李治和丞相张悦微服私访，并亲书“百忍义门”，再次旌表……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能聚集这么多目光，引发这么多关注？

这就是位于今天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孙口镇桥北张村的张氏家族，而家族的灵魂人物则是一介布衣张公艺。

张公艺

张公艺，本名艺，字千禄，后世尊称为张公艺，唐代郓州寿张古贤村（今河南省台前县孙口镇桥北张村）人，生于北齐承光元年（577年），卒于唐仪凤元年（676年），享年99岁。

张公艺自幼聪慧，有成德之望，博通经史，睿识超人，以忍修身，礼让齐家。在他的主持下，张氏家族出现了“九世聚族同居，眷属九百口，住房四百区，依然合产共爨，每旦鸣鼓会食，群座广堂，髫髦未冠，列入别席，内外礼让，上下仁和”的罕见局面，展现了朴素和谐的家庭风貌。

张氏的九世同居之举，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均录有其事。张公艺去世后，后人为纪念这位“忍、孝”治家的贤人，为他修建了“百忍堂”，以志纪念。

“百忍”治家

《旧唐书》记载：“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缣帛。”这就是“百忍”的由来。至此，族人便把“百忍”列为家训族戒。后来，张氏族人又将张公艺的事迹整理成《张公百忍全书》，书中的《百忍歌》广传于世，明清时期几乎家喻户晓。

唐朝书法家张旭曾题诗曰：

张公书百忍，唐朝著勋名。

天子躬亲问，旌表悬门庭。

洪都是故郡，清河脉长存。

儿孙须当记，族远诗为凭。

　　世界张氏总会文化委员会专员、中国濮阳张姓研究会名誉会长张满飚：

张公艺的百忍，是他的治家之道，是他的立世之本。对他所主张的“百忍”，我们绝不能望文生义，理解为一味地忍让。“百忍”根本的是宽容、包涵、相互谅解、求大同存小异。张公艺主张的是遇事先容忍，冷静观察，弄清事情的真相，再酌情处理，以静制动，以柔克刚，求得家和万事兴，人和万事兴。

民国初年，湖州蔡振绅先生编辑的《德育课本》风行于世，在《德育课本》“悌”篇列有“二十四悌”故事，其中就有“公艺百忍”的故事。到了当代，也有不少著名学者、作家论及张公艺，像季羡林在谈到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就举张公艺为例，认为“忍”乃做人处世的重要品性。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开军：

　 “百忍”主要是一种治家理念，各个时代的传播与宣扬，也主要围绕治家来理解阐释它的内涵。在这个过程中，很自然的，按照中国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理路，“忍”也就出现了上探“修身”，下延“治国”的思考，丰富了“忍”的内涵层次。

百忍堂

孝友传家

《寿张县志》记载：“隋文帝开皇八年，圣谕邵阳公梁子恭携匾亦亲慰抚，其匾曰‘孝友可师’，一门恩荣光耀阁里。”《旧唐书》第一百八十八卷把张公艺附入“孝友传”。可见在历史上，“孝”“友”被视作张公艺“百忍”内涵的两个重要方面。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当然，更全面的理解应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正如《百忍歌》里所说：“父子不忍失慈孝，兄弟不忍失爱敬。”

《张公百忍全书》里收集了张公艺的许多孝友主张和事迹：《训世俚言》中提出“为人子者学温良，温良恭俭才久长”；《教妻尽孝》中提出“父母大如天地，奉养最要诚虔”；《戒俚言》中提出“孝顺还生孝顺子，忤孽还产忤孽男”。他不愧为一位践行孝友的杰出代表，在他的示范和引领下，张家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姑婉媳听，九代同居”的局面，整个家族呈现团结和谐的气氛。

“百忍义门”

礼法齐家

“忍让”“孝友”更多的是从“德”的层面来要求家庭成员，但仅注重德性修养，有时并不足以维持和谐局面。张公艺深知以德劝诫不是万能的，张家人口众多，思想繁杂，单纯的精神力量维持这个家族显然不够，必须重视礼法的作用。为此，张公艺治家也讲究法规、条教。

台前县史志办原副主任曹怀之：

治理一个900多人的家族，只有“忍”，是不够的。张氏家谱上写得很清楚，张公艺治家，“立义和堂，制典则，设条教，以戒子孙”。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百忍堂张氏族谱中收录家规家训十六条，其中就有“讲法律，以儆愚顽”一条，彰显出张公艺治家对法的重视。

张公艺的百忍治家、礼法齐家，就是让家族内德规并行。正因如此，张氏一族才发展到“九世同居，土地千顷，眷属九百口，住房四百区”的规模。

仗义疏财

张公艺对内坚持勤俭持家，提出“贫家小户以勤俭为贵，富家尤不可草率”的观点，但对外，他又颇能仗义疏财，济贫救穷，不求回报，饱受世人的赞誉。唐太宗李世民旌表的“义和广堂”和唐高宗李治旌表的“百忍义门”，无不向世人诉说着张公艺的“义”。

沉睡在桥北张村的访贤桥就是张公艺仗义疏财的一个见证。据《重修访贤桥碑记》记载：“当桥梁未修之前，河水涨溢，往来不便。我始祖公艺遂在自己地界上筑修桥梁，以便行人。及至唐之高宗访我始祖齐家之事，驻跸于此，当时贤人君子名为‘访贤桥’”。

清咸丰五年（1855年），因黄河改道流经境内，桥被淤埋地下。

现存清宣统元年（1909年）所立，刻有“古贤桥遗址”“流芳百世”和“贤名扬天下，桥梁贯古今”字样的石碑，依然在诉说着当年的义举。

百忍遗风

贞观初年，全国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为了让天下人都来学习张家“礼让齐家”的美德，唐高宗降旨让张公艺兄弟十人“分食十道”，除张公艺守祖籍桥北张村外，其他兄弟九人分赴各道定居。从此，这个大家族析居全国各地，“百忍堂”遍布全国，礼让思想为后人所推崇。

张公艺长子张希达被调到京城长安，出任司仪大夫，张希达的长子张英后任韶州别驾。自此，张公艺的这一嫡长支系，移居广东韶州，子孙繁众，高官代出。其中，出任唐玄宗时期宰相的张九龄最为世人所熟知。

张九龄在任唐玄宗宰相时，把张公艺的“百忍”思想用于修身治国。个人修养方面主张“记人之长，忘人之短”的宽厚忍让理念，选人用人方面推崇“德望为先”的德治思想。张九龄一生洒脱豁达、秉公守则，选贤任能，刚直不阿、敢言直谏却淡泊谦让，时称“九龄风度”。以致后来宰相每次推荐公卿时，唐玄宗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