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帮录：山西十大黑帮风云录
山西的黑道势力从最初的打打杀杀、敲诈勒索，演变为攀附公权，向政经领域全面渗透。这既加剧了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也造就了当地官匪一窝的奇观。
1983年以来，中国警方已发起多轮“打黑”运动。这些集中行动的效果明显，每每爆出大案，摄人眼球，却未能遏制黑恶势力在许多地区的纵深发展，山西即是一个重灾区。
从近期披露的一些案件看，中国某些区域的黑恶势力早已完成原始积累，从最初的打打杀杀、劫财敲诈，演变为公司化、高科技化、国际化运作，并公开、半公开地从事黄赌毒、跨境赌博洗钱等犯罪活动。在此过程中，黑道通过腐蚀官员、攀附权力，向政经领域全面渗透。在山西，这一点尤为明显。煤炭业黄金十年，使得该省黑金涌动。与之相关的产业链，缔造了大批腐败官员，亦寄生着诸多吸榨“黑金”的黑道“豪强”，二者结伴而行、劫掠共生。
号称“太原地下组织部长”的张新明，正处于这场黑金交易网络的核心。30年前，他不过是一名贫困山区的年轻农民，渺如一粟；但此后，其转战军界、铁路、化工、矿业，在太原、山西乃至北京官场、商界呼风唤雨，财富增至百亿级巨。官场腐败，从来都是黑社会滋生、做大的土壤。黑道势力在山西绵延进化30年，已让不少人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因此，正在山西展开的反腐与打黑相结合的行动，可谓正中要害。
“混混”的早期岁月，厂矿子弟结伙而行，好勇斗狠、打打杀杀，是“文革”后黑恶势力的主要特征，山西大部，古属燕赵，民风彪悍，“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此种民风，曾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山西造反总指挥”杨成效，太原十三冶建公司工人，“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头目，“文革”初期多次率队大规模武斗，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其揪斗而死。1969年7月，中共中央针对山西专门发出“7·23”通告，勒令停止武斗。随后山西被军管，杨成效被逮捕、枪毙。但杨的大名响彻三晋，“文革”后崛起的各路混混，多尊崇其为黑道祖师。
“厂矿子弟多，待业青年多，打架斗殴多，小偷小摸多”，是彼时太原的特点。太原迎泽公安分局一位老干警称，当时的五一路、解放路，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帮“小混混”。太原除了“傻大黑粗”，还有一个著名绰号：华北第一贼城。
1983年－1987年，全国开展第一次“严打”，山西诸多“大哥”因此留下前科。其中之一，是太原重型机器厂子弟、“山西贼王”王彦青，以撬窃企业保险柜闻名，“比别人用钥匙开得还快”。王的父母，是该厂子弟学校教师。因偷窃金额巨大，王彦青被判死缓。但这个年轻人功夫了得，进入汾阳监狱后，凭拳头当上“牢头”，随后组织了一场持续三个月的“地道战”，以图越狱。
1988年冬，王彦青率领11个狱友脱狱。随后两年，王多省流窜，先后杀死16人、杀伤13人，抢劫汽车、撬盗保险柜无数。
1989年王彦青潜回太原，躲在已释放的狱友武双喜家，被建矿派出所女民警刘文英发现，王开枪杀刘，震惊警界。
1990年春，王彦青在湖南嫖娼时被查获，一番枪战后落网。被押回山西后，王和警方讨价还价，大吃大喝数日，才交代一处埋尸地点。最后，其被公审、枪决。
上世纪80年代，除了王彦青，太原的“道上名人”另有“三明一利”、米家兄弟、“国民党”、“日本人”、“李向阳”、“歪脖子小勇”、“不说理小亮”、王洋、“钢头”，群雄并起。米家兄弟中的“拐三”米为民即是张新明未来的亲密盟友，其家族经营宾馆洗浴，黄赌一条龙，名震太原北城。而张新明家乡古交工矿区，一颗“社会新星”亦在升起，但他不姓张，而是绰号“王保儿”的王建军。
1983年，王保儿因流氓、伤害罪，被古交工矿区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85年改判为十年，1989年8月提前释放。“坐牢成了镀金”，出狱后王保儿变本加厉，在古交欺行霸市、殴打群众，还多次打伤干警，却无人敢管。
1996年公安部发起“打击团伙犯罪，扫除社会恶势力”运动，“颇有家庭背景”的王因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被判死刑。
早期的山西“古惑仔”，“主业”多是好勇斗狠，偷窃为生的王彦青反是少数。一位《山西日报》老政法记者回忆，当时每个单位均有一帮子弟，“理着板寸，手臂刺青，穿着绿军裤，背着装有半截砖的军挎”，以此为酷，连报社、大学等文教单位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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