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和吴芝圃
原创 邵永 师陀故里 今天
师陀，原名王长简，杞县人，著名文学作家;吴芝圃，杞县革命先驱。他们之间长达30多年的情谊可以追溯到1935年春，那年师陀先生才刚刚26岁，正是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青年时期的王长简已立志终身创作，这期间写下了许多为抗战呐喊的文章，如《请愿正篇》、《请愿外篇》、《太行行》、《谷》等，并且在北平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抗战组织“反帝大同盟”。说师陀先生是一位革命进步作家，其实一点也不为过。
在家乡时，他已经通过大哥王乐超（中共地下党员）结识了包括吴芝圃在内的十几位共产党员，其中就有杞县革命先驱张海峰、马沛毅、段佩明、革命烈士赵伊萍等，并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据师陀先生在他的文章《忆吴芝圃同志》中记述，1935年春天他和吴芝圃只见过一两次面，并匆匆各奔东西了。
直到这年的暑假，师陀在北平收到了张海峰的信，说他和吴芝圃已经在偃师某中学教书了，师陀先生很是惊喜。张海峰于1928年12月25日任河南省委秘书长时被叛徒出卖被捕，在敌人的牢狱中坚持斗争了六年，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才被我党营救出狱。而此时的吴芝圃因领导豫东农民武装起义遭到反动政府的镇压和悬赏通缉，并被缺席判决处以无期徒刑。在党内又被错误的给予停止党籍的处分，全国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他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但就是在这种非常险恶的环境下，吴芝圃不顾个人安危，不顾生活上的颠沛流离，以对党的无比忠贞和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奋不顾身的以教书为掩护，暗地联络其它革命同志，为党尽心尽力的工作，到处播散革命的星星之火。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沦陷，日寇南侵，中原危机。在这国破家亡的严峻时刻，时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的吴芝圃接受党的派遣，返回豫东地区，迅速组建了一支“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亲任司令员，与敌展开了浴血奋战。这支游击支队的骨干力量就是当年的大同中学的进步教师和学生，其中就有以教书为掩护的地下党员王乐超、师陀的大哥。战斗间隙，吴芝圃非常挂念滞留在上海沦陷区的师陀，数次安排人给他写信，叫他到他领导的解放区来，叫他到他领导的游击队来，共同抗日，同仇敌忾。然而由于道路当时已经被敌严密封锁，来往邮件被层层严格审查，身居上海的师陀这期间从来没有收到吴芝圃给他写的信。再说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囊中实在羞涩，师陀先生再也付不起沪上的房租，只好躲在嘉兴乡下一个朋友家里，甚至在破落的寺庙里艰难度日，读书创作，那里还能收到从家乡千里迢迢寄来的珍贵“家书”呢。
后来，这支部队转战南北，进军西华，与彭雪枫、张震和萧望东率领的部队会师杜岗，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吴芝圃时任副司令员。这支部队深入敌后，狠狠打击了日寇伪顽，在烽火连天的战斗中发展壮大为新四军第四师，并建立了豫皖苏边区和淮北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有一次，师陀收到了从皖北某集镇上寄来的一封信，当然信的内容是用暗语写的，意思是部队在当地祠堂短时间内办起了一所联合中学，请他为他们写些东西，并希望寄些上海出版的抗战书刊，随信还附有一笔几十块钱的汇款。当时师陀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任务。他连夜奋笔疾书写了两则随笔，题目忘记了，大意是呼吁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快快团结起来，拼力打击日本侵犯者，把他们早点赶出中国去。为了躲避日伪的检查，寄往抗日根据地的书刊被师陀巧妙的拆成单页，卷在汉奸发行的报纸里，长达一年之久竟然未被敌人发觉，这算是一个很伟大的奇迹了。解放后，师陀才得知这一切都是吴芝圃安排的，他当时写的两篇文章，有一篇发表在彭雪枫主办的《拂晓报》上，另一篇登载在由豫苏皖边区文协出版的《文化战线》上，很是鼓舞激励了边区民众的抗日信心。
吴芝圃是文人革命家，师陀是革命家文人，两个人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那就是读书。
我们先来说说吴芝圃。吴芝圃，原名吴殿祥，字芝圃，1906年3月16日出生于杞县付集赵村，家道殷实，父习医。12岁以前在家随父读书，勤奋好学，偏爱《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小说。1920年到杞县、开封、北平等地求学，开始接触新思想，如饥似渴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马列著作，参加进步组织，从事革命活动。他和要好的同学张海峰、韩达生、马沛毅、杜孟模、靳予九等在杞县簧学内组织反对旧礼教、旧风俗的“杞县风俗改良会”和探讨革命理论的“读书会”。1924年又与开封二中同学韩晓亭、刘少文、高炳坦、杜孟模、段家让等联系校外进步青年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研讨《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主编了《我们的通讯》和《现实生活》两种小刊物。并亲笔撰文《农民运动—日本农民全国大会》等读书报告，发表在杂志上。吴芝圃的思想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视野开阔、胸怀宽广 ，奠立了早期共产主义信仰，为他以后出生入死，百折不回的的革命活动，率领劳苦大众创建一支支革命队伍，从而走上革命领导地位密不可分。
我曾试想，师陀先生曾经年少时期也于开封求学，就读于开封省立第一商业学校、开封省立第一高中；吴芝圃就读于开封二中，他比师陀年长四岁，不在一个学校，命运让他们擦肩而过。如果有缘相遇相识相知，师陀先生会不会命运发生逆转，也会像吴芝圃一样成为一个光明磊落、意志坚定的共产革命先驱者呢？这不是没有可能，然而历史不允许假设。
写到这里穿进一个小插曲。吴芝圃少年时代就嗜书如命，一年春天，母亲让他去田地里看守谷穗，防止鸟兽偷食。他去时带了一本喜爱的书，看着看着不禁沉浸其中，早把自身的任务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母亲赶到田里，正看见一群鸟儿旁若无人的啄食自家辛辛苦苦种植的谷穗，再瞧那宝贝儿子，正背对着一棵大树津津有味地看书！母亲气不打一处来，一边高声吆喝着驱赶群鸟，一边责骂正在埋头读书的儿子。直到这时候，吴芝圃才明白自己闯了祸，没把母亲交给自己的任务好好完成。急忙一边帮母亲驱赶鸟儿，一边嬉笑着向母亲道歉。母亲心疼地拥抱着儿子，在田野里久久地站着，成了一道最美丽的风景，永远定格在了吴芝圃年少的印记里。
1927年大革命年代，吴芝圃领导的武装起义失败，他被反动当局以缺席判决的方式处以无期徒刑。后辗转各地，隐姓埋名数十年，这期间他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始终没有忘记读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洗漱完毕之后，在校园的亭子间开始了晨读。这是吴芝圃多年养成的习惯，一直伴随终生。战争年代，烽火连天，部队随时都会转移。领导都配有战骑，战情吃紧时，警卫员连连催促吴芝圃上马，可他总是摆摆手，让警卫员帮忙把自己喜爱的书打成捆驼在马背上，他自己和战士们一起步行。钻过一片片青纱帐，越过一道道村寨墙，淌过一条条河流，安全到达宿营地。等把军务一一安排好以后，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又挑灯夜读起来了，直到鸡叫三更，才沉沉睡去。
1935年，吴芝圃在洛阳教书期间，把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发挥的淋漓尽致。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熟知古典和近代的、中国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所有革命作品，他在课堂上给学生们娓娓道来，夹杂着满怀深沉的爱国之情和亡国之痛。他和师陀同样热爱鲁迅和郁达夫两位先生的作品和为人，对二人充满了无限的尊重和敬佩。在课堂上，吴芝圃自选的国语教材除有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祥林嫂》之外，还选了苏联和法国文学进步作品，如《海燕》、《奔流》、《最后一课》等，学生们深受启迪和教育，渐渐萌生了“投身民族解放斗争，就是压在我们肩头唯一的时代使命”的觉悟和信仰。吴芝圃被彭雪枫在战争年代称赞为“战斗先生”、“革命秀才”，是有一定道理的。
吴芝圃买书、读书、藏书是出了名的。解放后他调任广州，中南局安排他和家人住在从前素有“南天王”之称的广东军阀陈济堂的别墅里，三个大客厅，原来陈济堂用来和当地官绅、名媛小姐跳舞娱乐，吴芝圃毫不迟疑把它用来藏书，50多箱书足足占据了几间房子。他生前有两个心愿:一是写一部以宋朝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二是把自己的大部分书籍运回河南老家，为家乡的读者服务。可惜因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吴芝圃于1967年10月在广州含冤而死，他的这两个心愿也随风而逝。
1950年4月，全国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师陀作为特聘代表参加河南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后赴许昌参加土改工作，体验生活，为创作农村题材的作品打基础。会议期间，他见到了吴芝圃，故友重逢，彼此非常高兴。吴芝圃时任河南人民政府主席，当时给师陀的印象非常健谈，学识渊博，对中国的各种学派的认识极为清楚。空闲时间，吴芝圃邀请师陀和其它文艺界人士观看了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的精彩演出。师陀从侧面了解到吴芝圃在抗战时期也写了很多激励的文章，发表在赫赫有名的《拂晓报》上，如《一支铁军》、《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共产党员的享受观》等，其中有一首励志小诗《偶成》，师陀读后倍感钦佩。
芒砀风云荡寇氛，徐淮要隘尽沉沦。
杀敌鞍马无虚日，荒丘偷闲偶登临。
麦浪万顷凝碧波，树笼千村坠绿岑。
大好河山争共眼，令人一度一销魂。
1960年，正出于三年困难时期，吴芝圃时任河南军区政委。师陀再次从沪深入豫西、豫北、豫南参观访问，并扎根郑州东郊公社祭城大队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这期间师陀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篇章，有《开封散记》、《山川·历史·人物》、历史小说《西门豹的遭遇》和《青州黄巾的悲剧》等。吴芝圃曾邀请师陀来家吃过一两次饭，一盘白菜心、一盘杞县皮蛋、外加一瓶高粱曲酒，就能让两位名人高谈阔论几个钟头。在吴芝圃的书房里，两个人无拘无束，边喝边聊。多少年以后师陀回忆这一幕，还禁不住泪湿衣襟。吴芝圃作为党的高层领导干部，他心里始终装着千万劳苦大众，生活极其简朴，心甘情愿与广大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这种精神真是值得敬佩和永远学习啊！
1962年，吴芝圃调任广州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南五省的文化、教育和宣传等工作，更加紧张和忙碌了。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师陀先生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加亲密了。有一段时间，吴芝圃安排段佩明给居住在上海的师陀写信，征求他的意见，能否回来到郑大执教，并作中州文坛的主人（河南省文联主席）。师陀先生当时考虑到自己正埋头创作历史题材的小说，便婉言谢绝了友人的邀请。许多年以后，师陀在《忆吴芝圃同志》一文中深切回忆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并深深后悔当初的决定，不是为了文联的“官位”，而是遗憾懊恼自己当初没有听吴芝圃的话，没有更多的和吴芝圃相处一段时间，具体的多了解他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
在仅保存下来的一封1963年元月8日吴芝圃写给师陀的亲笔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吴芝圃听说五十多岁的师陀终于成了一个家，和上海师范大学的教师、大家闺秀陈婉芬女士喜结伉俪的消息后，真诚的表示祝贺，并尊称陈婉芬为嫂夫人。他在信里除了殷切期盼真心鼓励师陀先生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场面和有血有肉的顶天立地典型人物”之外，也敞开心扉向老友谈了自己对历史题材小说的看法，其中有四点让师陀先生铭刻心间:一、在汗牛充栋的古籍陈编作调查研究，非要下苦功夫，要有坚韧的耐心，才能钻进去;二、钻进去，又要有明辨是非得失的能力，独立思考的眼光，分的明那是香花，那是毒草，那是污浊，那是清流;三、要有好善厌恶，激浊扬清的严正立场，设身处地体贴入微的真情实感;四、要表现出广大人民的愿望与理想和作者引导广大人民走向光明前途的伟大抱负和宽广胸襟。不难想象，吴芝圃曾经从现实生活和经历中总结出来的这四点“创作论”对师陀今后的写作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就是今天读来，对我们许多创作者来说，仍大有裨益。
1967年10月19日，吴芝圃因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在广州含冤去逝。直到1979年1月24日，在首都北京，中共中央为吴芝圃等八位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会，中央领导邓小平亲自主持。黎明的晨光里，远在海上的师陀从一道道电波里闻讯后禁不住老泪横流，压抑许久的感情喷涌而出。他再次拿起了长久搁置的笔，满怀激动和欣喜的心情写下了《忆吴芝圃同志》，在文章结尾处他这样含泪写道:芝圃同志，十二年沉冤，终于昭雪，正气得伸，您可以安息了！
师陀先生与吴芝圃的情谊日月可鉴，光照后人。
邵永写于静风楼
2021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