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江西丰城事件看政策传达不通畅也会引起悲剧
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农业税收为春秋时期(前594年)鲁国实行的"初税亩"，汉代叫"租赋"，唐朝称"租庸调"，国民政府时期叫"田赋";期间在历朝对税制多次进行改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未停止征收农业税。中国为传统的农业国，农业税收一直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国库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税收。从现代意义来看，农业税一直被农民称为"皇粮国税"，尽管农民负担问题一直困扰中国大陆，但农民一直认为纳税是一种义务，对农业税未有对抗心理。到2005年废止农业税止共计实行了整整2600年。
作为生产者和经营者，城市工商业者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卖才交税，而农民无论实际产量和成本消耗多大，都必须按定额交税，这使得农业税几乎变成了"地租"。根据换算，农产品增值税的税率比工业品增值税的税率要高出5至8个百分点。城市和农村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反映之一。这不仅显失公平，更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既能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积累资金，又不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党在农业税负担上继续采取了轻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全国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再加上国家实行了几次大的减免政策，如 1979年到 1983年实行的起征点减免，1985年开始对贫困地区减免等，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是逐年下降的。全国实征农业税正税、附加占农业实际产量的比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13%，"一五"时期为11.6%，"二五"时期为11.9%，1963年到1965年平均为7.5%，"三五"时期为6.4%，"四五"时期为5.4%，"五五"时期为4.2%，"六五"时期为3%，"七五"时期为2.9%，"八五"时期不到2.9%。
大家看到这里会有疑问，这个农业税和这个乡长的死有什么关系，这就要提到1999年8月的江西丰城事件。这个事件大致过程是这个样子：1999年8月份，在江西丰城有一位周姓农民，他鉴于当时农民生活艰辛，不仅要劳作还要承受繁重的农业税，于是就自费整理了当时国家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将其发散到每一个人的手里。同时他鼓励农民争取自己的利益，去抵制一些不合理的一些上缴费用。当时的乡政府得知之后，大概就以妖言惑众、扰乱民心的罪名将周抓到了所谓的学习站进行改进学习，问题却是仅在两天后，周就死亡了。
得知消息的周氏家属纠结了50多人闹到了乡政府的门口要求给一个合理的说法，当时的乡政府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继续敷衍了事，把这些人赶出了乡政府。这种行为彻底惹恼了农民，好好的人不明不白地死，再联想到那些年乡政府为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不顾农民的死活，当时在基层农村干部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上吊不解绳，喝药不接瓶，投河不拉人。要敢打人，就抓你的人。”可见当时的村干部官僚主义多严重。
很快，这件事迅速在四个乡镇发酵。很快，总共四个乡镇的数万百姓拿上自家的农具，一大帮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乡政府门口，，一心想着报复的农民已经被冲昏了头脑，他们冲进乡政府，把乡长和一名乡干部从二楼扔下，随即就挖出了一个很大的洞，将两人活埋。而前来调和的派出所所长和一名民警也被当场打死，派出所所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示众。
见到此情况的乡党委书记乘乡中学一教师的摩托车跑到县城，当夜，江西省调派大批警力进驻丰城，武装镇压，这件事才逐渐平息。不久之后，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乡镇一级的两个正职全部参加，会上通报了多起因农民负担过而死人的重大群体事件，鉴于事态的严重性，会上强调了全国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农业税。
2000年3月2日，我国发布了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并且正式在江西开始了一个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3年后，国务院再次发表通知，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并在全国推广开来。2005年上半年，中国的22个省市已经免征农业税，2005年底有28个省，大部分的县和市都全面免征了农业税。2006年1月1日，中国彻底废止了《农业税条例》，从此农业税正式成为历史。
在网络中有不怀好意的人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江西丰城事件导致中央取消了农业税，是人民斗争胜利的结果。在这里我想说的就是，这就是偷换概念拉仇恨，煽动人们用不合理手段去闹事。江西丰城事件看似是和征收农业税引起。其实它的本质是基层政府治理官僚化而导致的恶性事件。
我国幅员辽阔，国家制定一个政策，必定要通盘考虑各地区人民的利益，还存在的情况就是法律法规都是依据事实发生来制定。所以，就导致咱们总是感觉法律经常滞后就是这个道理。在上个世纪，中央政策传达到地方，渠道通常是新闻联播、文件等形式，不能做到及时传达到所有老百姓那里，这就存在了信息差。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小圈子或个人利益，执行中就会有偏差，从而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再加上官僚主义等叠加，就经常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本人1992年冬天去北京拜访同学，他们就已经执行了当年8月中央发布的国企改革精神，而我们家乡坐标山西大同执行同样政策是5年后，就这可想而知政令不通给群众带来的不方便以及利益的损害。
现在，随着时代进步、技术手段发张和网络在生活中的普遍应用，我们惠民政策的推行及时，老百姓在第一时间就能和政府同时掌握政策，只要摈弃官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信一定能提高治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