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文：在国际传播一线奋斗的日子
CFIC导读
在这告别2021年的最后一期刊物里，中国记协与《中国记者》杂志携手推出特别策划“荣休者”，邀请今年荣休的前辈分享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职业生涯。对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新闻理想和职业良知的守望，往往就得益于前辈的这些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感谢前辈们几十年的辛勤奉献。向荣休者致敬！
本期作者简介：王朝文，1960年7月14日生，参考消息报社原社长、党委书记，高级编辑，曾任新华社法语国家地区总分社副社长、非洲总分社社长、欧洲总分社社长、外事局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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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新华社共前进
1982年，我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国际部工作。作为外语专业的学生，初入职场的我对新闻报道是地道的门外汉，对新华社的职能理解也比较肤浅，就是跟着老编辑踏踏实实学习编稿子，尽管每天都自觉加班加点，但从未想过很快会被派驻外。因为当时驻外岗位有限，很多老同志工作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出国工作。就在我入职的第二年，为了打破西方通讯社对世界新闻舆论的垄断，执行毛主席20世纪50年代要求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的重要指示，时任社长穆青带领新华社向党中央正式提出了改革方案，要把全社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事业上来。穆青同志提出“将新华社建设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获得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批准。中央支持新华社与西方争夺国际话语权，扩大中国影响力，建立国际新闻新秩序。穆青同志还明确了工作的立足点，“建设国际新闻新秩序，工作重点是第三世界。”他鼓励新华社记者要“热爱非洲献身非洲”。他说，“从宣传报道上说，非洲还是一个亟待开垦的处女地”，要通过新华社的报道，“逐步改变人们心目中被歪曲了的非洲人的形象”。为此，他提出“要下本钱培养一批了解非洲、热爱非洲并长期从事非洲工作的记者、编辑和专家。”正是在这种机遇下，入职刚一年多的我有幸被选中，成为恢复高考后大学毕业进入新华社的第一位被派驻外的年轻人，肩负起参与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崭新使命，满怀豪情地踏上了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新征程。
1984年5月，总社通知我去西非国家几内亚科纳克里分社担任记者。我当时高兴得好几个晚上没有睡着。之前虽然在浙江分社当过两个月的实习记者，但大部分时间都在总社国际部当编辑。领导找我谈话说：“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新闻是跑出来的，不是在家编出来的”。怀着对非洲大陆的憧憬和对驻外工作的向往，24岁的我挥别了饱含牵挂、满脸泪水的母亲，登上了从北京经巴黎至科纳克里的航班，前往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几内亚赴任，开启了人生中首次驻非洲生涯。尽管对非洲的贫穷落后早有耳闻，但实地生活完全是另一种感受。
时至今日，新华社仍是国人看世界最权威最重要的窗口。人们每天从广播、电视、报纸、手机和互联网查阅国际国内新闻时，“据新华社报道”还是经常见到的字眼。那么新华社的驻外记者日常是什么样的工作生活状态呢？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氛围里工作状态是各不相同的。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也给驻外生活增添了缤纷的色彩。
我在非洲累计工作12年，尝遍了非洲大地酸甜苦辣的生活百味。除去生命受到威胁外，印象最深的还是缺电带来的种种不便。西非地处热带地区，气候常年潮湿闷热，蚊虫肆意滋生，热带疾病泛滥，特别是基础设施匮乏，缺水缺电、通讯不畅均为常态。初到科纳克里分社时，一年有电的日子屈指可数，晚上大部分时间是靠电池灯写稿。分社有个小柴油发电机，因为油价高，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发动，留作突发事件应急发稿。好在当时没有电脑，而是先使用打字机打出稿件电码字条，再送到几内亚电报局发稿。由此可见，那时新华社建设世界性通讯社刚起步面临多么艰巨的挑战。
科纳克里分社住房条件简陋，一到雨季，房顶被树叶覆盖积水，反复清扫修理也挡不住漏雨。每到漫长的雨季，常常是外面下大雨，屋内漏小雨，地上摆满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水盆和一切可以接水的容器。空调、冰箱因为没电基本成了摆设。在屋里，千足虫随处可见，床铺、衣柜到处都是白蚂蚁的家，甚至还发现过毒蛇。笔者在那个年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顶着蚊虫的叮咬，将采写的一篇篇外文稿、中文稿发回编辑部。到非洲半年后，我就得了非洲疟疾（俗称打摆子），一人躺床上，连日高烧不断，不知自己得了什么毛病。好在得到中国驻几内亚医疗队的及时救治，不久就康复了。没想到的是，从此疟疾成了一个随身跟从的非洲小捣蛋，每逢出差或工作疲劳，它就时不时地回来骚扰我。已记不清打了多少次摆子，次数多了也就不再害怕，只要不是高烧，该采访就采访，该写稿就写稿，虽然疟疾留下的后遗症对我的身体健康和免疫系统造成不小的伤害，但我是新华社驻外记者，这无法阻挡我探索非洲，开发非洲丰富报道资源的决心。
1997年11月，我在喀麦隆雅温得分社任首席记者。经向黑人朋友了解得知，喀麦隆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一个原始部落群，人称“小人国”。在黑人朋友的帮助下，我和分社英文记者石序决定去这个原始部落采访，并成为最早探访非洲“小人国”的中国记者。
“小人国”地处非洲中部莽莽的原始森林，里面住在一个奇特的部落民族——俾格米人。他们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只有1.2米，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矮小的人种”。俾格米人皮肤黝黑发亮，黑里透红，身材健壮，自古以来以森林为家，被誉为“森林的儿女”。因过着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生活，俾格米人的“小人国”始终是一片神秘传奇的土地。
记得去采访非洲“小人国”的那天早晨，天清云秀，我们从首都雅温得出发，驱车近四个小时到达海滨城市克里比。循着附近的罗贝河入海口找到黑人向导兼翻译，跟着他在潮湿的森林小道步行大约3公里，来到罗贝河，登上一只4人位的独木舟，在静如止水的河面上划行一个多小时，上岸进入阴森潮湿的原始森林。为防备罗贝河里凶残的鳄鱼，以及原始森林里的巨蟒毒蛇毒蜘蛛和有毒的树叶，尽管天气酷热难忍，我们仍穿着长衣长裤、厚袜旅游鞋，戴着遮阳帽。尽管浑身都湿透了，但谁也不敢挽起袖子和裤腿。穿过树叶杂草丛生的泥泞林地，左拨右挡身旁和头顶的树杈藤蔓，踟蹰前行一个小时才到达俾格米人居住的“小人国”——一个完全荒凉的，没有任何生活设施的原始蛮荒之地，见到十来个矮小腼腆的俾格米人。
由于长期与世隔绝，俾格米人对金钱没有概念。见我们到来，开始有些害怕。当黑人向导兼翻译告知来意并送上我们带来的盐巴、肥皂、清凉油、香烟、火柴和衣服等礼物时，气氛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为表示对我们的友好，一位小伙子几秒钟爬上一棵几十米高的椰子树，砍下几个大椰子送给我们。
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回到首都雅温得后，我们将这次采访经历写成组稿《探访非洲“小人国”》，荣获中国好新闻奖。由此，我深刻地体会到，当驻外记者，不惜“脚力”，深入一线采访，才有可能产出优秀的新闻作品。
回过头看，这次采访非常冒险。一位同在非洲工作的朋友说，如果遇到恐怖分子或居心叵测之徒，在无数鳄鱼游弋的罗贝河上或在渺无人烟的非洲原始森林中遭遇不测，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样的采访在我的驻外生涯中并非最险的。像其他战地记者一样，有些时候尽管我们不在战区，但会不时突然发现，自己的所在就是最危险的“战地”前沿。
在非洲当记者，除条件艰苦，还要面临比打摆子更可怕的各种疾病。我在喀麦隆就曾因病与死神擦肩而过。脱离生命危险后，妻子多次泪流满面地对我说“咱们再也不回非洲”。但我从非洲起步，也在非洲成长，我有难舍的非洲情结和情怀。驻非工作的经历已成为我宝贵的人生财富。非洲锻炼了我，也成就了我。我在非洲当记者采访过不少当时世界的风云人物，深入军事政变腹地，受到过台湾特务的跟踪，多次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我写的稿件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新华社社级好稿。
笔耕不辍是新闻记者的看家本领。只有不断提高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新闻记者才能练就一身真本领，跟上新时代的步伐，写出脍炙人口的好文章。2009年后，我走上总分社领导岗位，从国际传播的一线记者成为一名“指挥员”。但多思、多写、多练的本领从未丢掉过。
无论在非洲总分社还是在欧洲总分社工作，我坚持牵头组织报道策划，带队采访，带头写稿。在非总期间，我带队赴埃塞俄比亚采访非盟首脑会议、赴南非采访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采访马里总统、肯尼亚副总统，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人居署执行主任，坚持深入调研，2010年成为新华社参编部十佳国际参考报道获奖者。
在欧洲，习近平总书记每次访问，我均带队进行配合报道，指挥视频现场直播。我还亲自进行高端访谈，采访欧洲难民营、米兰世博会、威尼斯双年展、柏林电影节，对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情况、“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等进行调研。撰写了《意大利人眼中的欧洲难民潮》《欧洲智库在研究中国什么？》《“一带一路”调研组稿》《欧洲反腐败调研组稿》《欧洲市场哪来那么多中国古董》等大量稿件。
2016年底，我结束了前后20多年的驻外生涯，从欧洲总分社回总社外事局担任局长。2018年底，又到参考消息报社任社长、党委书记。尽管离开驻外岗位、国际传播的一线阵地，但我始终没有离开国际传播战线。《参考消息》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和关注的一张日报，在任期间我坚持政治家办报原则，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严防西方舆情倒灌，为党中央提供决策参考，多次受到中宣部和社领导表扬。2020年底，按照何平社长的要求，我主持《参考消息》改版工作。新版报纸获得了中央领导和广大读者的赞誉和认可，参考消息报社也荣获社党组嘉奖一等奖。
▲2013年，王朝文在肯尼亚桑布鲁地区采访当地的马赛人。02
在政变恐袭现场
今年9月初，几内亚军人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引起世界关注。此事瞬间将我带回到1985年几内亚总理特拉奥雷发动的未遂政变。当时我在几内亚科纳克里分社任记者。记得那天晚上我正在写稿，忽然接到线人报信，政府军中有人发动政变，具体情况不明。我和分社首席记者马上决定开车出去核实情况。车出分社后刚开到路上，就被几内亚全副武装的士兵拦住，之后两辆坦克“护送”我们回到分社。当晚，不时传来枪声。我和首席记者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街上平静许多，我们开车出去了解情况，刚到几内亚电台，突然响起激烈枪声，经验丰富的首席记者立即拉我上车。车刚起步开走，我们车后几米的地方有一人被枪击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有人被枪打死，当时非常震惊，心里不免有些害怕。之后，在长期驻非洲过程中，我在不同国家经历和采访了多次政变和未遂政变。
欧洲安全形势的恶化，我也是一名见证者和亲历者。因为，我的驻外生涯有近10年是在欧洲度过的。
1984年，我去非洲工作首次途经欧洲时，出去散步根本不担心安全。20世纪90年代再到欧洲，发现外籍移民增多，社会矛盾凸显，已不那么有安全感。2013年6月，我从非洲总分社转任欧洲总分社，这时的欧洲大不一样，虽然广场依然美丽壮观，博物馆仍然令人向往，旖旎的风光让人流连忘返，但恐怖袭击时有发生，欧洲已经变成不是战场的潜在战场。恐怖袭击给老百姓造成极强的心理伤害，令人感觉危险无处不在，防不胜防。
2015年1月7日，蒙面武装分子持枪支和火箭筒闯入法国讽刺杂志《沙尔利周刊》的总部办公室，造成12人丧生，11人受伤。血案震惊世界。2016年7月14日，法国尼斯举行国庆日庆祝活动时，一名男子驾驶一辆卡车冲撞、碾压人群，造成8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同年12月19日，德国柏林一处圣诞市场遭遇恐怖袭击，袭击者驾驶一辆货车冲上人行道，造成12人死亡、近50人受伤。在欧洲总分社工作3年多，组织对恐怖袭击的报道、保障分社和记者编辑的人身安全成为我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我在总分社和所辖分社建立了应急报道机制。
2015年11月13日晚，7名恐怖分子分3组协同行动，接连在法兰西体育场外实施3起自杀式爆炸，在巴黎市区对酒吧和餐馆实施3起枪击和１起爆炸，还冲进正在举行摇滚音乐会的巴黎第11区伏尔泰大道上的巴塔克兰音乐厅，疯狂射击，共造成至少130人死亡，350多人受伤。发生时，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正在体育场现场与一名德国部长一同观看足球比赛。
法兰西体育场发生爆炸后，应急报道机制立即启动。巴黎分社的记者立即抢发快讯，并赶到现场。当晚，正在法国勃艮第地区采访的我和巴黎分社社长应强、总分社摄影记者周磊、巴黎分社记者韩冰立即出发，连夜驱车三个多小时，在子夜12点多赶到了距离恐怖袭击现场巴塔克兰音乐厅不远的共和国广场。当时，广场通往巴塔克兰音乐厅的路已经被警察封锁，只有警车和救护车能够驶进驶出，其他车辆和行人都不让进，也不让出。广场有不少人，个个露出惊恐的面孔，看到警车一辆辆进进出出，感觉非常恐怖，不知还会发生什么意外，感觉危险就在身边。后来我们得知，当时确实非常危险，恐袭的主要策划者阿巴乌德杀人后又坐地铁回到共和国广场，一是观看情况，二是伺机再制造新的恐袭行动。
接下来的48小时，我们根本没有睡觉。连夜组织记者不间断进行中外文滚动和后续报道。14日一早，我把记者分为几组去采访。我带一组赶到几处被恐袭者枪击扫射的餐馆和酒吧，看到地上的血迹还没有完全擦掉，只是上面撒了一些土，墙上很多弹孔，在旁边不远的医院，自愿献血的人排起长队。之后，来到共和国广场，在广场女神像下，人们自发地开始摆放鲜花，点燃蜡烛，有的人情绪非常激动，喊着巴黎不哭、巴黎不怕等等。警察不时驱赶聚在一起的人群，不时还有谣言，说哪里又发生恐袭，当时的感觉是哪里都有危险。但是，新华社驻外记者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做危险时刻的逆行者，哪里有突发事件或危情发生，哪里就是我们报道冲锋的主攻方向。
法国不安全，比利时也不太平。2016年3月22日早晨，比利时机场和欧盟地铁站附近发生连环恐怖袭击事件，共造成至少34人死亡，近300多人受伤。新华社欧洲总分社就在欧盟旁边，恐袭的地点离我们只有几百米。
得到消息，我马上指挥布鲁塞尔分社首席记者抢发中外文快讯，并安排总分社图片、视频和文字记者到现场支援报道。这一天，袭击事件的伤亡情况、警方的救援和搜捕行动的消息在不断更新，我们从22日8点一直坚持到第二天凌晨2点，紧盯比利时首相府、检察院、警方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权威消息，并密切关注当地电视台、网站等媒体的最新报道，我们在袭击现场的记者不断发回最新的情况，在办公室的编辑不断滚动播发英、法、中文动态稿件，并编写了大量综述、分析、专访、通讯类稿件。
一整天，警车、救护车的声音就在我们耳边环绕，总分社外的大街上看不见一个人、一辆汽车。报道说还有嫌犯在逃，当地民众都闭门不出，我也反复跟总分社工作人员强调，要注意安全，除参加报道人员，尽量避免外出。最终，我们的文字、图片、视频、新媒体等各部门记者配合密切，发稿及时全面有深度，我们的报道时效相比西方主流通讯社毫不逊色。
在地铁爆炸案中，地铁爆炸的地点和新华社欧洲总分社只有大约500米距离。炸弹本来是要在地铁经过欧盟大厦地下时爆炸，引爆晚了。我们的一名记者碰巧就在后面的一节车厢里，当时，混乱一团，但记者非常镇定，拍了照片。第二天，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报纸都采用了新华社发的这张照片，并标明布鲁塞尔最灰暗的一天。
▲2015年，王朝文（左二）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欧洲难民营采访。
03
向海外报道中国
在海外讲中国故事，一定要掌握技巧，从小处入手，从情感入手，研究受众心理、需求和习惯，语言要精准，符合国外习惯，要易懂，这样故事才能讲得好，国外受众才能听得懂、听得进，故事才能传得开，才能在讲故事中传播中国观点。于是，我带领记者，牵头研究对西方的外宣技巧，策划制定对外报道方案，确定报道题目。
高层出访是扩大对外宣传的最佳时机。在非洲总分社和欧洲总分社担任社长期间，我充分发挥地区优势，调动整合区域报道资源，围绕我国最高领导人访问活动，加强权威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巧妙主动设置和嵌入彰显我价值观念、符合国外受众接受习惯的具体议题，向世界全面真实展示中国各领域的发展进步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大力传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针对欧洲语种繁多的特殊情况，为增强报道有效性，在以英语报道为主的基础上，我根据新华社党组的要求，在巴黎分社恢复了法文编辑部，组织柏林分社、罗马分社和布加勒斯特分社加强德语、意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客户端报道。为扩大传播力，我抽调总分社采编人员创建了“新华欧洲”中、英文双语客户端，在欧洲打造了一个新华社全新的外宣平台。2014年，“新华欧洲”客户端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上线当晚，法国总理瓦尔斯、西班牙首相拉霍伊等多国政要为“新华欧洲”题词祝贺。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希腊、西班牙、意大利、阿尔巴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等十多个国家的主流媒体、网站对“新华欧洲”客户端的上线予以报道，其中意大利主流媒体AGI通讯社用六种语言和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进行了报道。客户端开通几个月下载用户量即超过1000万，引起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
▲王朝文（右一）带队采访南非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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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争话语权
▲图为王朝文采访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施泰纳。
我虽然告别了一线岗位，但我始终不会忘记自己是国际传播战线的一名战士，我将永远孜孜不倦为祖国的外宣事业助力，为钟爱一生的国际传播奋斗。
本文来源：中国记者，刊登于《中国记者》2021年第12期
微信编辑：张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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