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蓝衣社的社会控制能力

蓝衣社几乎完全控制了军队中的政训和党的组织。1933年2月贺衷寒成为中央政训处处长，这之后整个国家，不仅军队，而且政府机构和学校中——的政训工作也实际处在蓝衣社的掌握之中。蓝衣社的控制还渗透进蒋介石的许多其他公安组织，如南京的警察机构、中央宪兵、公安处以及保安队等。1936年建立的中央新闻检查局局长也是贺衷寒。

1934年，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组建，它的主要目标是训练出1200万人的民兵，次要目标是使大多数中国人“军事化”。在该委员会的13名执行委员中只有6名是蓝衣社社员，但委员会中绝大部分中下级干部是秘密组织的成员。结果，训练委员会的实权完全控制在蓝衣社手中。

在该委员会的指示下，高中生和大学生都要经受两年的义务军训。在洛阳、汉口和南京还建立了特别暑假训练营，在这里，学生们得接受三周至一个月额外的军训。这些暑期训练营也是招募蓝衣社分子的来源地。

一位蓝衣社成员回忆说，他曾在1937年作为一个16岁的中学生参加过一个这样的营地的训练。训练期结束时，他被叫到政训官的办公室，被告知他已被选为蓝衣社社员。那位官员说，返校后有人会和他接头，不久，他加入了一个小组。

蓝衣社组织活动的目标不仅限于中学生和大学生。军事训练委员会计划将政府官员，甚至农民也编入后备役部队。

童子军是蓝衣社活动的另一个领域，全国童子军头目就是十三太保之一的桂永清。

十三太保中最常见的九个人是：贺衷寒、康泽、邓文仪、潘佑强、戴笠、刘健群、郑介民、萧赞育和桂永清。各类著作中曾提到过的其他人是：酆悌、周复、曾扩情、滕杰、梁干乔、葛武檗、杜心如、蒋孝先和胡宗南。
由于蓝衣社的大力推动，童子军在30年代的发展惹人注目。所有初中生都被要求加入。因此，数万名中国青年接受了初步的军训和军纪教育。
到1934年，蓝衣社建立一个“军事化社会”的努力结出了果实。有人注意到“法西斯主义确实在华中地区扎下了根，”一种新的尚武精神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青年穿上了军装，甚至小学里的儿童也被鼓励制造像坦克、飞机这样的军事玩具。学校表现出少有的清洁和组织性。
1935年一位美国传教士说道：
“人们会觉得，某种法西斯主义的乌托邦已经从天空降临到人间。它到处都很整洁和美妙，但我内心却感到微微震颤。”
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位行政秘书也表达了同样的疑虑，他认为，“这种“中国精神的军事化’会充分地证明它是这十年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
蓝衣社所关心的只是政治灌输和军事训练。由于可获得的资料有限，叙述蓝衣社一切所作所为是不可能的。
2、新生活运动究竟由谁发起？
新生活运动有时被当成一场无益且又颇具滑稽色彩的尝试，这一尝试的目的是通过复活儒家的道德观和制定人际关系的特别规定来使国家获得新生。
对许多研究者来说，这一运动似乎证明国民党完全离开了国家的需要，也证明蒋介石仅仅是个“旧式的儒家信徒”。有人曾将新生活运动描绘成“蓝衣社的杰作”。这是常常被忽视了的新生活运动的一个方面，一个将会激起对新生活运动和蒋介石重新评价的方面。
新生活运动最初由谁灵机一动想出来的，至今尚不能确定。有些史料说这是蒋氏本人或蒋夫人想出来的。蒋氏多年来一直在传播孔子的儒家，精神优于物质的哲学观点成了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两点是无可辩驳的。
日本学者岩井英一说新生活运动是由中国文化学会“创造”出来的，该学会是蓝衣社的前沿组织。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则认为，新生活运动是蒋的谋士杨永泰策划的——如果这种说法站得住脚，那将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因为杨氏和蓝衣社是死对头。
不管最初是谁的主意，新生活运动兴起之后，就与蓝衣社的精神和纲领十分吻合，蒋氏本人敏锐地觉察出这种联系。1933年末或1934年初，新生活运动正式展开的前不久，蒋氏在一次对蓝衣社领导人的讲话中历数了中国人的弱点。他说中国人是自私、无纪律和松散的。
他对蓝衣社说，如果要复兴中国的革命，“必须把我们的革命精神传播到全国民众中去，使他们对我们的组织充满信心”。
3、蓝衣社凭啥能主导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和蓝衣社试图把他们的精神——法西斯精神，输入中国人民中间的尝试之一。但这是一个隐蔽的目标，为了实现他改造国家的要求，蒋介石运用了儒家学说，乃至基督教。.蒋介石用来指导新生活运动的儒家学说，是经过改造，相对减弱了的儒家学说。这是一种大众儒学，它全无哲学的精妙，被剥去了伦理道德的要点。这是一种标准口号式的儒学，为了公众需要而被缩略成四种含糊不清的美德：礼、义、廉、耻(相当于“礼貌，正义，诚实和自尊的意识”)。
为了使人民较容易地遵守礼义廉耻，首先详细地制定了个人日常生活必须遵守的95条规定。希望以此将中国人训练得行动迅速，衣冠整洁，站立规矩，吃饭安静。这些必须遵守的规定对新生活运动的目标来说，并非无关紧要。事实上，它和新生活运动的实质密切相联。蒋氏强调说“如果我们要想获得一种遵循礼义廉耻的新生活，那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做起”。“如果我们要复兴国家，报仇雪恨，首先要提到的是我们应该用冷水洗脸，而不是枪和大炮”。
蒋介石的上述谈话总使人感到诚恳、平易随和。
我们认为，蒋氏设想一旦所有的中国人都用冷水洗脸，进厕所小便，中国即可抵抗日本，这未免有点可笑。当然，蒋氏并不把礼义廉耻或九十五条规定当成事情的结束。他确信，严格地执行这些行动准则将会引起“人的心灵”发生变化。如果所有的人因此而得到改造，那么社会和国家同样会获得新生。
蒋氏从日本和欧洲的军国主义成功经验中，找到了他理想社会的模式。他重温自己在日本军官学校的生活，确信军官学校的学生是通过严格地遵守营房内的纪律来加强他们的道德品质的。“他们不说礼义廉耻”，蒋氏在回顾其早年学生生活时说道，“但所有行为的基本准则，无论是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与礼义廉耻相一致。”
流行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同样影响着蒋氏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他说：
“法西斯主义要求所有的组织，精神和行为都必须军事化。……无论在家里，在厂里或在政府机关里，每个人的行动必须象在军队里一样。………换言之，应该是服从、献身、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每个人都要紧密而又勇敢地团结起来，为团体和国家而献身。”
这种对法西斯社会的想象，基本上被原封不动地纳入新生活运动。
“我现在倡议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蒋氏询问道，“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完全军事化，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统一行动的能力和习惯，最后他们就可以随时为国家牺性。”
国家军事化也是法西斯的蓝衣社的主要目标之一，蒋氏明确地意识到法西斯主义和新生活运动的这一根本相同点。
1933年9月，他曾解释说，社会军事化是法西斯主义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按蒋氏的说法其余两个是民族优越感和信赖领袖)。五个月后，新生活运动正式开始，蒋氏明确宣布社会军事化是该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毫无疑问，蒋介石在自己的思想中，对新生活运动和法西斯主义的关联异常清楚。
4、蓝衣社如何主导新生活运动？
蓝衣社在新生活运动中担当了一个领导的角色。运动是由一个国家机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来领导的，蓝衣社一位前高级官员说过，这里的干部中“大部分”是蓝衣社成员。显然，蓝衣社是新生活运动的核心。
在中国的西方人的言论证明了蓝衣社的影响确实在新生活运动中占了优势。新教传教士，1935年成为新生活运动指导长之一的乔治·谢泼德，在1936年宣称，运动是被军事官员们控制的(不少事例证明这些军官大板曾经是蓝衣社成员)。
1936年4月，至少有一些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们相信，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真正的蓝衣社运动，其目的在希望重建国家，使国家在法西斯主义支配之下。”还有一个很大的间接证据，那就是，新生活运动正朝着那个只能使蓝衣社高兴的方向发展。
按照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计划，政府工作人员，教师和大学生们开始穿制服，并接受军事训练。
据报道，在武汉，新生活运动“建立了一支行动部队，它有权在街头召集成年男子，文人可以留在各自的组织中，但必须以法西斯主义作思想基础”。
新生活运动也显示出蓝衣社对西方式放荡的厌恶。例如，武汉新生活运动的成果之一，就是强迫所有的卡巴莱餐厅，必须在午夜以前关闭，不允许中国人跳舞，听音乐也只能听“古典的”。
新生活运动中的这些反现代化行为，是通过一小股狂热分子用暴力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们在全国各地冲进跳舞厅和影剧院，向那些穿着西服的人身上倾倒酸性腐蚀物。这些暴徒常常也被视为蓝衣社的分子。不管他们事实上是不是蓝衣社分子，他们的行为与那些欧化的批评家们在《前途》中所描写的完全一致。
不管蓝衣社对新生活运动的影响能有多大，他们没有完全控制该运动，否则，就不能想象陈立夫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支持他们的举动。而且，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徒们在运动中的表现也很突出。但所有这些混合成分的力量很微弱。
例如，传教士乔治·谢泼德成了新生活运动的几个指导者之一后，他不行军人礼，走路迈四方步，并且努力抵制成为“新生活”主要特征的部队式的纪律。
一个美国外交官描述说，“因此，一场盎格鲁—美国—基督教的民主主义者和德国—意大利极权主义者之间的战斗揭开了序幕”。
这种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目标的差异，分化了运动的原动力。
5、新生活运动的暴力执行者——别动队
蓝衣社的实际成员并不多，但影响却数倍于其数量。因为蓝衣社的成员是其卫星组织的主要干部，他们使这些组织服从于蓝衣社的意志。
譬如，学生中的许多外围组织中有杭州青年近卫团北平光复社以及南京正风社。同样，蓝衣社活动分子还打入工人团体中，这些团体中的大部分成员不一定知道他们正在按照蓝衣社的旨意行事，但他们中最积极的人经常被召寡进核心组织本身。
别动队不是与蓝衣社有联系的许多组织中真正有代表性的一个，但可能是影响最大的。
1933年蒋介石第四次围剿江西共产党军队遭到失败。在重新估价了这次围剿后，蒋介石宣布了消灭红军的新战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蒋介石这种反共政治行动的主要工具就是别动队。
作为蓝衣社中四、五个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和受到蒋介石信任的顾问，康泽被选任为新建立的别动队的总队长。康泽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但像许多黄埔毕业生一样，他从未在战场上指挥过军队。
相反，他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他加入共产党，只是约在1928年才离开该党返回中国后担任过若干组织和训练方面的职务。1933年年中，蒋介石派他负责新的组织时，他正在南昌担任暑期军官训练研究班班主任。
别动队由总队部和三个大队(后扩大为五个，再后为七至八个大队)构成，在其巔峰的1936年，该组织成员约有一万至二万人。别动队的上层指挥人员(即中队长和中队指导员以上)几乎都由蓝衣社成员充任，尽管蓝衣社成员还占据着较不重要的位置。
该组织中的其余人员大多数是正规军中的普通士兵，但康泽还是用蓝衣社成员本身的严格纪律和无条件服从的原则来要求他们。譬如，别动队成员可以结婚，但须经由总队部的批准。康泽为了生动表达他对其下属所期望的终生和绝对的效忠，常说，他们“要生着进来，死着出去。”
在其早期阶段，即1933-1935年，别动队的活动集中在江西，它竭力控制和争取前苏区的群众，并加强对共产党的封锁。一组别动队的干部一进入刚从共产党手中夺来的地区，他们就以保甲制度将所有的人组织起来，还发动“社会调查”，以此清除共产党员和其他所不需要的成份。
然后别动队员就组织起剿共义勇队，这些义勇队扩大了别动队组织本身。义勇队队员要受为期三个月的严格训练，据说像正规军所受到的训练一样系统。义勇队的装备仅有长矛和刀剑，作用是站岗、围捕共产党员、土匪或者国民军里的逃兵。
义勇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加强对共产党的封锁，其队员要进行巡逻，防止货物和人员从苏区流进流出。
为了执行蒋介石强调政治方法的反共策略，别动队还竭力改善江西群众的福利。根据国民党的典型方式，这就意味着要强调教育。所有7一15岁的儿童都要上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施强制性的义务教育，但这一说法有争议——成年人也受鼓励去上学。扫盲是教育运动的一个目标，别动队运用“小先生”运动的方法教授600-1000个常用字。
政治灌输无疑是这一教育运动的中心。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一般地说，重点放在做好公民，保持健康，提倡卫生、举止文明礼貌上了。”别动队也是促进江西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力量，它向长期遭受苦难的江西农民灌输了一种与共产党干部向他们所作的宣传迥异的社会理想。
免费医疗是别动队吸引群众摆脱共产党的计划中的另一部分。但是，别动队最受欢迎的措施恐怕是终止国民政府自己的官吏对老百姓的欺凌。别动队揭露了南京政府官吏的渎职和地方豪绅对群众的肆掠。在别动队行动的头两个月，据说，有关腐败的“1200件大案和无数小案”受到了调查和审判。别动队还试图维护正规军中的纪律标准。
但是一个需要改革的领域为别动队所忽视了。
别动队确实在改进农作技术方面对农民进行了指导，但在土地租佃问题上却无所事事。1933年，三位农业专家代表国际联盟访问了江西，他们得出结论，土地所有制是农业危机和群众不满的核心。但是，别动队不仅没有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它实际上尽一切可能夺取为共产党所重新分配的土地，把它们归还给原来的地主。
别动队在江西的活动在某些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对共产党的封锁导致食盐和其它必需品的严重短缺，迫使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开始了所谓长征。别动队可能在争取群众方面也获得了成功。一名《北华捷报》记者认为“虽然恶棍们对别动队甚为恐惧……一般来说，它还是受到人民欢迎的。”然而，来自前苏区的报告——没有特别提到别动队——表明，群众在国民党统治下所受到的痛苦至少与在共产党统治下一样多。
总而言之，蒋委员长及其夫人对康泽的工作是满意的。推广新生活运动的蒋夫人宣称，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镇压”，并鼓励道，在河南应采取同样的方法。
共产党突破国民党的封锁之后，别动队在江西继续其工作，但其活动的重点转移到了四川。这个远在中国西部的庞大而具有发展潜力的省份对南京顽固地保持着独立。
但是，蒋介石借口追击撤退的共产党军队，将其军队开进该省，并使它很快转变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相对牢固的堡垒。别动队在这一政治转变中起了作用，并且到1938年它解散前一直是该省的一支主要力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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