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邕是任伯年的贵人，也是吴昌硕的贵人。以书画自给！

文/卢秀辉

高邕（1850-1921），字邕之，号李盦，后改号孟悔，又改号聋公。别号清人高子、中原书丐、西泠字丐。仁和（今浙江杭州）人。

高邕的父亲高树森，被苏松太道吴煦聘为记室。同治初年，高树森入李鸿章幕府，时吴煦被李鸿章所派，组建洋枪队。高树森又随吴煦招募洋枪队，抗击太平天国。高树森还兼管炮队，在攻克嘉定等县，拱卫上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李鸿章督直隶时，又召高树森入幕府，李鸿章在襄订通商条约中，高树森发挥了很好的能力。被李鸿章历保至道员。清代的道员（道台）是省（巡抚、总督）与府（知府）之间的地方长官，为正四品。

李鸿章依托上海组建洋枪队，高树森携家迁至上海。高树森有两子，一个是高邕，另一个是高邕之弟高雨。高邕从来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却因为父亲高树森的原因，在江苏苏州一带做过知县。

高树森是新兴贵族，是大发战争财的新兴贵族。晚清时期，李鸿章成为清廷倚托的重臣，当时，李鸿章派系官员炙手可热，尤其是在两江更为得势，高树森的儿子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能够出来为官就不稀奇了。当时，做官的途径也不仅仅是科举一途，还有捐官、军功保举、保举，乃至经济科人才。当然，能办洋务者也在优选之列。

高邕早年随父旅沪，与吴昌硕相识于沪上，当时吴昌硕二十九岁，高邕二十三岁，高邕给吴昌硕留下了“有古狂风”的印象。后来高邕在苏州一带做官，与同在苏州做小吏的吴昌硕交往得更为密切，高邕所用之印基本上都是吴昌硕刻制的，从吴昌硕给高邕刻的第一方印章“雍”起（高邕原名高雍，独好李北海后更名为高邕），至“聋公”乃至以后，有数十方之多。

甲午战争后，高邕经历了北洋水师的覆灭，痛不欲生，对他打击很大。一、北洋水师初立时，高邕的父亲高树森在李鸿章幕府工作，参与了创建，北洋水师透着他父亲的心血；二、北洋舰队中“致远”号的舰长邓世昌，是高邕的好友。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在日舰围攻下，“致远”身负重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喊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如今之事，有死而已！”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集中炮火射中了“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他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身旁，欲救主人，邓世昌毅然按犬首入水，誓与军舰共存亡；三、中国向何处去？高邕遂以“聋公”自号。

高邕是任伯年的贵人，也是吴昌硕的贵人。任伯年移居上海后，住于豫园附近的三牌楼，经胡公寿介绍，认识了古香室经理胡铁梅，在古香室笺扇店开设扇子店。大约同治初年，任伯年结识了高邕。高邕的父亲高树森为官数十载，又于乱局为官，当时江浙富户无不寄身上海，借洋人租界以存。江浙富户的财富有两大典型特征：广有田宅或富有书画。田宅带不走，困于家乡。能带的全是书画。而彼时的上海，“洋径之上，新筑室纵横十余里，地值亩数千金，居民殆不下百万。”钱从哪里来，卖书画显然是首选。能收这些书画的新兴贵族显然是主力。高邕的父亲高树森正是此类人，重要的是他还是读书人，尤其喜欢书画，高邕的家藏十分丰富，家中最多的是八大山人作品。

任伯年与高邕订交后，任伯年常常往访高府，观摩八大山人作品，“后得八大山人画册，更悟用笔之法，虽极细之画,必悬腕中锋。”任伯年的画风由此大变，高邕家藏对任伯年绘画影响甚巨。无疑，高邕家藏促进了任伯年画艺精进。而吴昌硕能拜师任伯年，也缘于高邕。吴昌硕四十岁时来沪，经高邕牵线，认识了任伯年，并拜任伯年为师，开始正式学画。没有高邕的牵线，吴昌硕至少在成为中国文人画大师的路上还要艰难摸索一段时间。

高邕亦能治印。同治六年（1867），未及弱冠的高邕在嘉兴李范氏处得到钱松的印作若干方。由此可见，江南旧家此时已经是大不如前，新兴贵族对书画文玩收藏已经是登堂入室了。否则，像钱松这样有气节名望的人的作品是很难收到的，尤其是江南地区，素重有气节、有风骨之文人。十年后，高邕集钱松印成《未虚室印赏》，高邕印风受到钱叔盖的影响很大。高邕家境一直很好，但是此时的上海，生存成本越来越高，高邕父亲去世后，高家每况愈下，而此时海上艺坛风气大开，鬻书卖画风气已盛，高邕的画友们都以书画为生。高邕又没有别的进项，竟管家境殷实，也是坐吃山空，他也不得不在沪上鬻书画以自给。

此时，明清书画市场发生了转移。第一次书画市场发生转移，是明朝中叶。江南开始资本主义萌芽，在以文徵明为代表的苏州书画家们，经营出一个对亚洲有很大影响的书画市场，振兴了明代书画，对苏州乃至环太湖地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第二次书画市场发生转移，是清朝初期，尤其是康乾以降。扬州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经济红利，两淮盐运使衙门驻在扬州，当年的扬州，就像某宝最兴旺时的杭州，有专门的代理驻扎杭城，负责某宝小二的各种消费。而盐商也是如此，他们专驻扬州，甚至为康熙、乾隆南巡买单，人情通了天，盐商手段可见一斑。而书画成了最重要的消费品，古今一致，雅贿的手段也基本一致。当时天下书画家纷纷聚集扬州，只有极少数人赢得了市场，大多数人还是靠人情，中国很难形成自发的书画市场。

第三次书画市场发生转移，是清朝末期，列强用大炮轰趴了中国大门，在上海建立了商埠，上海成了江浙大地主的逍遥园，退休官员的乐福地。海上此时成为书画家的集中之地，也有若干政治人物借此居住，以图外国势力护身。江浙一带富绅寓此逍遥、快活，当然，也有若干穷苦之人在此卖力。书画家们也每借助赈之类的事，一在宣传自己，二也为社会做点事，三是与有钱人走动走动。一时，沪上各种书画会层出不穷。宣统元年（1909），高邕在上海豫园与钱慧安、蒲华、吴昌硕、王震等创立邑庙“豫园书画善会”，并被推为会长。高邕也需养活自己，他成为发起人，并借赈灾提升名气，自在情理中。该会在所得润资中提取款项，专门用于赈灾济贫，如“夏令施药、冬季施米”等。上海书画家参加者众多，影响也很久远。

高邕兼善篆刻，幼时曾问学钱松。辛亥（1911）革命后，以遗老自居，黄冠儒服，卒年七十二。高邕的妻子朱鞠，以孝道名闻乡里，也写得一手好字。

高邕是典型的海上画派人物之一，他的作品讲究造型与色彩的华美，为了实用性与现实性，在造型的流畅上，以及较浓丽的色泽上，颇能迎合商业性的活动，也较受一般人所喜爱，此一风格显然也受西风美术表现法的影响。他的强调画法的根源，与清代的考据学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常有模仿或仿真的同类画作出现，然求画者络绎于途，即表现出此画作其来有自已，开始有了形式化的趋向。

高邕绘画，画宗八大（朱耷）、石涛（道济），山水花卉，神味冷隽，适不尤人。他的画作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以书法入画为上，用笔深重，均强调画法如书法，书画同源，以书法笔法应用于绘画形质，力促笔墨的老辣、古朴，雅俗共赏，色彩鲜明。有来自古诗词、文学作为基调，再佐以西方反衬法、结构法、设色法等，在笔法墨法的应用上，简逸而明快，只求意境而略其形式。他的作品不论是花鸟或人物画，富贵寓于牡丹等花卉，结义于桃园等借古喻今，山川风光于南山之麓等，都是具有象征的手法,讲究内涵的充实。

高邕书法，苦学李北海，参以《瘗鹤铭》。取法了隋碑结体之平正，汉砖线条之直率，对隋唐碑版有研究心得，形成了兼取碑帖之长而融于自身的独特书风。高邕性格孤癖，有怀才不遇之感，他和吴昌硕、李瑞清等书家皆友善，其格调不在人下，虽变通不够，让人有书风偏狭的错觉。艺术家唯有局限，才有个性。否则，就是随波逐流，格调反而在人下了。